翻译语种

亚美尼亚语是大约650万人的主要交际用语——一部分分布于亚美尼亚共和国，另一部分分布于主要是在欧洲与北美的广大聚居区（尤其在俄罗斯联邦，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以及美国）。此外，在土耳其和近东诸国也有大量亚美尼亚语使用者。尤其是在外国聚居区，日常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当地语言）的亚美尼亚人不在少数。

 

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考虑，亚美尼亚语是受伊朗语影响很深的独立的一支印欧语。“前亚美尼亚语”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统治者弗里吉亚人（phrygier，前800-前680）使用的弗里吉亚语在语言上或许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尚未得到证实。通常人们推测，前亚美尼亚人在大约公元前1300年与希腊民族一起从北方南下挤入希腊北部（Thrakien），再从那里出发翻越小亚细亚，在小亚，他们可能参与灭亡了赫梯王国。在东安纳托利亚，至迟于公元前7世纪，他们与属于乌拉尔都王国（Urartu，前13世纪-前714年）的一部分人相遇。乌拉尔都人的语言与东高加索诸语言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语言底层，它对亚美尼亚语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一千年还在中部安纳托利亚被当地统治者使用的与乌拉尔都语有亲缘关系的胡里特语（Hurritisch）之前对亚美尼亚语也产生过相似的影响。被叙利亚人摧毁的在西南凡湖与东北高加索北麓古拉（Kura）之间的乌拉尔都人住地自公元前7世纪起被前亚美尼亚人占领并发展成为一个历时长久的“亚美尼亚地区”。这个地区在公元前590年左右处于米底人居阿赫勒斯（Kyaxares）的统治之下，米底人使用一种古伊朗语，确切地说是西北伊朗语支语言。亚美尼亚人在新土地上的出现从公元前6世纪起有据可考（前520年的比斯顿铭文中有arminiyaiy“在亚美尼亚”，希罗多德著作中有’Αρμένιοι“亚美尼亚人”）。之后的1000年中，亚美尼亚继续处在伊朗人的统治之下（先是米底人，前550年起阿赫门尼德王朝，前250年起安息[帕提亚]王朝，230年起萨珊王朝），以至于亚美尼亚语的结构被大大地改变，其中主要是词汇。与此同时，直到公元前2世纪，当地的可能是（南）高加索语言的底层与乌拉尔都语，米底语以及古波斯语的残余一起在亚美尼亚语自身的框架上形成了亚美尼亚语。在当地王公阿尔达谢一世（Artasches I. 前189-前160[?]）的统治下，“使用亚美尼亚语的”地区第一次谋求统一，并在之后萌生了一种基于语言的民族共同感。从此，通过被对罗马和萨珊帝国长期不断的斗争以及当地统治者（阿尔沙基德王朝）左右的政局变化而渗透进入的基督教作为一种向心的媒介为民族认同感铺平了道路。传统上，亚美尼亚人认为是他们的国王特里达德三世（Trdat III. 298-330）在被贵族格里高利及第一名kahanapet（确切地说是[稍后的]大公教长）引入新宗教后，于301年（另有说法是314/315年）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

 

基督教从国家宗教到民众宗教的转变在之后被当地统治者快速而有条理地推进着，其间亚美尼亚观念作为认同要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使亚美尼亚地区获得长治久安的转变过程的前提就是用以将圣经翻译成亚美尼亚语的亚美尼亚文字体系的创造。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作为宫廷书吏，僧侣以及传教士的梅斯洛博·马士托斯(Mesrob Mašt‘oc‘ ，362-440)。他与教长萨哈克（Sahak）一起，直至410年或433年，完成了圣经的翻译工作，使用的是一套梅斯洛博创制的字母，这套字母比较符合古亚美尼亚语的实际。这种据猜测来自凡湖地区的被梅斯洛博用来作为翻译的基础语言的语言形式被称为Oskedarean-Hayerên（黄金时代[oskedar]的语言），也被简称为grabar，意思是“书面语”。之后还有一系列译作（主要是希腊语著作），不过也有原创作品，如Eznik Kołbac‘i的《驳异教学说（ełc ałandoc‘）》，来自柯利温的梅斯洛博·马士托斯的《生命（Vita）》，Agat‘angelos (Pseudonym)的《亚美尼亚史(patmowt’iwn hayoc‘)》以及Movsês Xorenac‘i的《亚美尼亚史》。继古亚美尼亚语的这段“古典”时期之后而起的是大致如下的几个时期：后古典时期（6/7世纪），中间期（8-11世纪），中古亚美尼亚语时期（12-17世纪）和新亚美尼亚语时期（17世纪至今），而古亚美尼亚文grabar直至19世纪还被学者们作为书面交流媒介使用。

 

11世纪至13世纪间国家的崩溃使东亚美尼亚地区沦为边缘地区，造成了亚美尼亚人的第一次流亡，即向西里西亚（南土耳其）的那次重要的迁徙，也极大地深化了从公元前1世纪起开始形成的亚美尼亚文化传统。受到（主要是法国的）十字军文化的影响，这里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主要是抒情诗），不过，随着1375/1382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统治的结束，这种文学也开始停滞不前。亚美尼亚核心地区在之后也像其他高加索北麓地区一样成为波斯萨法维德王朝还有奥斯曼帝国施展政治野心之处，因此其语言也不再有什么机会发展成为超越民众和教会的语言。维护语言传统的任务从此越来越多地落到了亚美尼亚流亡者的肩上——其中首先是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然后主要是威尼斯与维也纳的亚美尼亚聚居区。像其他亚美尼亚中心一样，这些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出版活动。书籍的出版是涉及面很广泛的“教育攻势”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对亚美尼亚流亡者的启蒙，这场运动并不是由某个中心发出的。由此，于1789年主要是在奥斯曼帝国发展出了一个主要是立足于grabar的学校教育体系。波斯占领区的东亚美尼亚人起初很少加入这项运动。不过，自沙俄一步步将权力向东亚美尼亚延伸（1827年占领埃列凡）起，情况发生了变化。19世纪对西亚美尼亚短暂的入侵的失败造成了拥有不到50%人口的东亚美尼亚的边缘化。直到1897年，这里的人口才达到多数（53%在埃列凡政府治下）。俄国殖民者加深了东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支离破碎，同时，西亚美尼亚也出现了1864年被沙俄政府从故土（阿比喀西亚，切尔加西亚，喀巴尔第等）驱逐后被奥斯曼帝国“征募”到定居点的西高加索（伊斯兰教）难民。东亚美尼亚的新亚美尼亚传统在1820到1880年沙俄政府统治年间通过广泛的俄罗斯化政策在之后的很多年中被弱化。1884年，学校教育中普遍引入俄语教学计划，亚美尼亚人不能进入东亚美尼亚的政府部门，进入高等学府也变得极其不容易。然而受到教会支持的学校教育斗争在民众中间强化了以语言为前提的亚美尼亚民族意识，这也引领了对以不同形式达成的民族主义政团的教育。在西亚美尼亚，自“切尔加西亚人”迁入起就已形成的复杂局势在奥斯曼政坛的民族化（确切地说是土耳其化）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宣传鼓动之下被激化，导致了1915/16年发生在西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使安纳托利亚的几乎全部西亚美尼亚人（约250万人）沦为牺牲品。

 

最后有两个语言文化中心形成：一个在东亚美尼亚，另一个在欧洲（确切地说是海外）的流亡地。东亚美尼亚直到1918年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20/21年为了防御土耳其的入侵而加入苏联。然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损害了当地利益集团长久来在这片主要由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土地上所希望建成的国家的图景，并使这个地区进一步边缘化，民族成分也被再一次重组。同时俄罗斯化政策也在加强，因为俄语教育受到的种种优惠，亚美尼亚语在学校教育中越来越受到排挤。不过亚美尼亚日常用语因为来自阿塞拜疆的方言使用者的迁入而保持稳定，也因为近东流亡者的迁入而在很多方面被改变。

 

亚美尼亚语日常用语：

是的 = Ayo (այո)

不是 = Voč (ոչ)

抱歉 = Neroġout'ioun (ներողություն)

你好 = Barev (բարև)

你好（正式的） = Vonts ek (ո՞նց եք)

什么事？ = Inch ca chca (ի՞նչ կա չկա)

请 = Xntrem (խնդրեմ)

谢谢 = Šnorhakal em (շնորհակալ եմ)

非常感谢 = Šat šnorhakal em (շատ շնորհակալ եմ)

欢迎 = Bari galoust (բարի գալուստ)

再见 = C'tesout'ioun (ցտեսություն)

早上好 = Bari louys (բարի լույս)

下午好 = Bari òr (բարի օր)

晚上好 = Bari yereko (բարի երեկո)

晚安 = Bari gišer (բարի գիշեր)

我爱你 = Yes siroum em k'ez (ես սիրում եմ քեզ)

我是亚美尼亚人 = Yes hay em (Ես Հայ ե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