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化知识

提高“作恶”成本(一)

“现在市场的乱相,都被归咎为企业“作恶”的结果。这是很不公平的。我接触到的企业人,都很爱自己的企业和品牌,很少有谁只是想做一票就跑了的。我认为,现在的这种乱相,主要责任在于国家、行业协会没有很好地监管,甚至不知道如何监管造成的。” 在谈及有毒玩具、毒牛奶、瘦肉精等问题时,国内一家知名企业的高官这样愤愤不平地说着,“我买的第一辆日本车,连安全带都没有。全世界都知道安全带是必备的配置,只是在中国当时没有要求,厂家就‘合规”地省去了。你能说,这是企业在“作恶”吗?!”

  像这样叫屈的企业家还真不少。牛根生在给企业家同学的求救“万言书”中就大倒委屈,“这次三聚氰胺事件,是极少数祸国殃民的不法奶站钻空子造成的。”“也暴露出我们在食品质量监管中存在重大漏洞。”而处于瘦肉精问题“震中”的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也在事发后不断强调 “我也是受害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生猪养殖业秩序混乱和动物检验检疫标准过于宽松。”

  这种站在企业角度的叫屈,唤起了一批企业家的同情,但却很难得到公众或第三方的认可。根据《世界经理人》为此专题所做的调查,77.7%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商业道德的缺失。而清华经管学院教授杨斌也认为,牛根生、万隆们在各自事件中其实是选择了失察,“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都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我不相信那么长时间他们都一无所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高管失察,下属就会为恶。可是,我们对失察的苛责却非常有限。”不过,杨斌也客观地指出,如果整个行业都出了问题的话,那么除了企业的良心问题外,环境也一定有问题了,而涉及到环境的问题,政府的责任就不可推卸。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近30年来的这个经济发展指导方针,让置身其中的企业不是追逐市场就是追逐利益。在这个制度不完善、资源分配不透明、不公平的转轨市场中,企业之间竞争比拼的不是管理能力,而是人脉关系和资源巧取甚至是“作恶”能力。就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在谈到食品安全形势时所说的,“(食品问题)主要还是执法不严,执法主体形同虚设,法律法规没有落到实处。结果是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容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

  然而,随着“作恶”的企业被频频曝光,市场开始释放积极信号——“作恶”致富的时代将结束,“作恶”的成本将大增。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企业必须打住以往的行为惯性,转到文化、伦理、领导力等内功塑造的轨道上,按照杨斌的说法,就是回到企业经营的根基上。

  不作恶的动力

  如果说食品行业的问题让大部分行业之外的企业尚存隔岸观火的感觉,那么今年上半年19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被停牌或摘牌之事,一定会让更多企业产生兔死狐悲的危机感。在那一场多家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的丑闻中,中国公司被迫集体面对诚信的质疑和挑战。之所以造成这样糟糕的局面,按照郎咸平的说法,就是惯性使然。“中国企业从创建之初,就一路不规范地走到今天。他们已经形成习惯,总认为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性的手法做企业,总认为可以铤而走险不会被抓到。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美国的监管链条是如此强大。”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电影《无间道》中的这句台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体验。中国转轨时期的市场,让企业养成了不好的行为习惯,甚至纵容了“作恶”的行为。但是,就像一个溺爱的家长在孩子长大走出家门后就无法再保护孩子一样,这个市场也无法一直庇护中国企业。近年出问题的企业,不少都首先栽在那些不保护“作恶”的中国本土以外的市场。栽倒的先烈,为后来者增加了敬畏之心。因此,越来越多立志走出去的企业,不敢选择“作恶”的生存方式。

  不“作恶”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国际化。即使留在国内市场,也面临着“作恶”成本增加 的趋势。中国市场被政府保护的行业越来越少,开放程度逐渐加大。在与国际市场相融的过程中,在外资进驻并带来规范的游戏规则后,中国市场也在主动、被动地趋于规范、合理。比如,当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一方面是患病儿童大量出现使然,另一方面,按照三鹿的外资合作伙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的说法,也是它们发现问题并敦促董事会公开召回产品的结果。

  在中国市场,由于一些行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滋生了诸如行贿受贿等潜规则,一些外企进驻后也“本地化”地顺应了这些规则。然而,近年来,行过贿的外企大都陆续被国际市场相关机构揭发和惩罚。这样的惩治行为,也从客观上规矩了中国市场。

  市场在变,企业成长的空间在变,所有的变化都将使“作恶”的成本不断增加。而这种增加趋势,正在催生企业不“作恶”的内在动力。根据《世界经理人》的调查结果,55.4%的人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坚持不“作恶”,追求商业道德;27.9%的人认为,尽管不“作恶”在现阶段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但是企业依然应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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